“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蓄谋生存乎？”
唤起民众内心中身为国民一分子的朴素情感，是五四运动中最直戳胸臆的武器。当国民这个词语，由一个形而上的政治术语，变成一个脍炙人口的流行词时，它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就不再是知识阶级的夸夸其谈，而是放诸全国皆准的个人准则。它所唤起的热忱与情感，不仅仅是对这个国家的强烈责任感，也是一种身份上的自信——既然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国民，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体，都肩负有同样的责任享有同样的权利，那么，无论智愚贫富还是权位的高低，在国民的身份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都能够对彼此的国民情感感同身受。
因发起集会而遭逮捕关押的北大学生方豪，在监狱里感受到了这一点。负责看守他和其他被捕同学的，是位名叫张得标的营长。这位营长大字不识，在长官提问时竟将“骑兵”解释为“旗人当了兵的意思”。无论是出身还是学问与方豪这样青年学生可谓霄壤之别，但他的所言所行，却证明了知识的贫乏并不会影响到身为国民的正义感，在这一点上，他与方豪这些识文断字的学生是平等的。当被押学生向他讲述五四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时，这个憨直的人被深深打动了，他以“要是我张得标不穿上这一身老虎皮，也愿跟你们一块儿干他妈的一下子”这种粗犷的方式，表达自己感同身受的赞许。他或许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政治理念，也不会阐发打动人心那些至理名言。但身为国民的正义感告诉他：“你们学生们没有做错事。”
方豪等人被关押了七个多月，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农历新年。让他感动莫名的是，大年初一这天，张营长“竟买了两盒茶点，并且带了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看管我的房子里向我拜年贺岁”——这是一位觉醒了的国民，用最传统守旧的礼数，向启发了他的那位国民表达由衷的感激和敬意。
徐复观似乎没有方豪这样好的运气，遇到对学生敬重有加且愿意觉醒的士兵。放眼望去，周遭全是怒目敌视的恫吓面孔。这位未来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在1919年是湖北省立师范的一年级学生。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让这些学生相当激昂。他的一位同学“自动把一顶买了不久的日制草帽，投在地上用脚踏得稀烂”。但这种破坏行动，也就仅止于此了。像北京和其他各省的青年学生一样，省立师范也组织了演讲队上街宣传。但当徐复观抱着“上战场的心情”扛着旗子走上街头时，却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街上布满了军队，店门紧闭，路无行人，找不到演讲对象”。
为了找到可供演讲的听众，这支演讲队决定前往平日里游人如织的抱冰堂。途经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时，他发现校门有重兵驻守，不许学生进出，只有一些学生趴在围墙，向他们欢呼挥手，算是精神上的支援。当他们快进抱冰堂时，徐复观与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士兵狭路对仗：
“一班北方胯子
（这是我们对北方军队的称呼）
，枪上上着刺刀，跑出追上来，一言不发，把我们的旗子抢去，折为两段，并跟着我们后面行进。进到抱冰堂，没有一个人敢和胯子监视之下的我们接近，于是我们绕了一个圈圈回校了。事后知道，除了我们这一队以外，其他各队，都没敢出校门。”
徐复观所参与这场运动，就这样被暴力生生打断。即便如此，这支八人组成的演讲小队也足够勇敢，他们面对的反对力量，是在湖北一手遮天的督军王占元。
在外界看来，王占元对五四运动如此严防死守，甚至暴力镇压，着实让人费解。1919年6月8日《申报》在评论王占元镇压鄂省学生运动时，即表示“王占元独令军警蹂躏，此则国人所不解者”。毕竟他本人就是山东人，而山东利权问题，正是这场运动的焦点。即使单纯从爱乡角度来讲，他也应该支持这场运动。但如果将目光投向五四运动的焦点山东，就会发现情势比湖北更加恶劣。济南镇守使马良在山东督军张树元的庇护下，不惮出动军警，用暴力殴打在剧场里表演爱国戏剧的学生，亲自带领一队打手，对请愿学生在烈日下施以毒打，然后将16名学生逮捕关押，恫吓要将其全部枪毙。8月5日，三名张贴抗日传单的市民被逮捕，严刑拷打后被扣上土匪罪名绑缚刑场枪决。但气氛最严酷的地方，当属与山东毗邻相望的辽宁和黑龙江。这里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地盘。这里就像是垒起了一道高墙，将五四运动的声势隔绝在外。这位东三省巡阅使以手段狠辣著称，使用暴力绝不手软。一位日本观察者
（以赞赏的口吻）
描述了张作霖的铁腕手段：“严格命令对南方和山东来的学生，没收其危险的文书信件，有图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
1919年6月28日，学生在总统警卫大门前。
五四运动这些危险对手的存在，从表面上看，使这场运动更具有某种强烈的戏剧冲突性。如果举国一致支持赞颂，运动推行平坦如砥，那么这场运动恐怕也不会成为一场改变历史的重要事件——任何事物如果推行得太过顺利，如果不是大家早已习焉不察，就是在强压之下不得不委屈顺从，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任何质的改变。每一场真正创造历史的剧烈变革，都必定会有一场正邪大战般的激烈冲突。与发起者和支持者相比，反对者的目的和动机更加复杂多端。但遗憾的是，因为人们的目光太聚焦于舞台中心的正面主角和簇拥在他们身边配角拥护者们，反而忽略了那些性格复杂的反面人物。往往仅仅用反动、保守、落后这样的标签就轻易打发。
刘大鹏就是这些反对者中的一员。他并非王占元、张作霖这样雄踞一方的军阀，仅仅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地方乡绅。在他的私人日记中，他用了一个关键字“乱”来定义这场运动：“北京学校如此，各省学校亦皆如此，这个风潮不小，深恐此大起乱事耳”，“此等风潮，中国皆有，则是一乱机也”。非常奇巧的是，这位山西县城里寂寂无闻的乡绅在日记中对乱的忧虑，与身在北京的另一位名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位名人就是享誉当时的书法家，后来成为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他在6月23日的日记同样将这场运动称为“乱事”：“近日举国乱事潜伏，乱党将阴结日本乱党推倒政府及军阀，然此辈惟知作乱，无立国之略，其终必成专制政府。”他半开玩笑地对三位朋友表示自己有平乱之策：“使我执政，先行三事：禁结党，封报馆，停学堂，皆以丘山之力施之，使莫敢犯，不过一年，天下朝觐，讴歌皆集于我矣。”
《退想斋日记》，刘大鹏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郑孝胥与刘大鹏在五四为乱的观点上一拍即合，是因为这两位相隔千里的文人有着共同的身份和心态。郑孝胥和刘大鹏都不认为自己是“国民之一分子”，他们内心归属是紫禁城中以逊帝溥仪为首的前清旧朝，也就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臣民与国民之别，是他们将五四判为乱事的根本原因。对国民来说，五四造成的社会震荡，是觉醒的个人以国家主体的身份发起的一场变革运动。变革的起点是身为国民的自觉，因此采取变革的手段也顺理成章被赋予了正当性。而对臣民来说，国家的主体并不是国民，而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国家的所有权力和资源都理应掌握在这个统治集团手中，他人不得染指，否则就是犯上作乱。臣民惟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权利双手奉给统治者，安分守己，不动非分之想，不需获得权利，也不需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只需要服从听命，国家自然长治久安。
国民将自觉与变革作为信念，因为他相信未来存在于变革之中；但臣民却将秩序与服从放在首位，他只愿意活在安定不变的旧日时光里。在刘大鹏和郑孝胥这样的前朝臣民看来，辛亥革命以降，民国肇建已兹八载，这场翻天覆地的剧变带来的却不是安定和秩序，而是政局动荡，战乱迭起，反倒不如革命前皇帝统治下过得安稳太平。对秩序性的渴求让他们对当下发生的一切变革都加以唾弃。
但郑孝胥比刘大鹏更接近五四运动的中心地带，因此他相信自己窥探到了这场运动的阴私之处，它不仅是一场乱事，更是一起“乱党将阴结日本乱党推倒政府及军阀”的政治阴谋。
《郑孝胥日记》（全五册），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劳祖德 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版。
五四运动隐藏着一场巨大阴谋的说法，不仅是当时五四反对者们津津乐道的抨击要点，对今天的许多研究者来说，也是值得发掘探究的话题。被焚毁私宅的曹汝霖本人，就在多年后的回忆录里指控学生运动背后有一双受人操控的黑手，时为总统府秘书长的郭则沄，也在自订年谱中痛骂“无赖者煽动学子相率举幡，以惩国贼为辞，毁人居，殴人垂毙”，其他人的记录和回忆则指出，这个煽动学子作乱的无赖主谋，正是国民外交协会的领导者林长民。他在1919年5月2日《晨报》上发表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是学生决定五月四日发起游行的直接导火索。
今天的研究者循着这条阴谋的引线一路追查下去，更多可疑的证据也纷纷浮出水面。将这场运动的消息散布全国的主要舆论媒体背后，几乎都能扒出几双幕后黑手。对五四运动鼓吹不遗余力的《晨报》、《国民公报》和《时事新报》都是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研究系言论机关，而诸如《申报》《新闻报》这些大报也与研究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这些报纸的总编主笔又与南方孙文的革命政府勾连交通，上海《大晚报》的主要津贴来源就是孙文的资金支持。更有甚者，《申报》社长史量才、《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直接与学生聚议晤谈，商讨时局，研究行动方法。这些舆论操控者的共同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推翻皖系军阀段祺瑞操控下的安福国会。如果顺着这张阴谋大网再继续编织下去，恐怕在最后得出的结论五四运动就像是一只黏在蛛网上的蝴蝶，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各派系蜘蛛像傀儡一样操控于股掌之间。
但这种看似成理的阴谋论观点，事实上却玷污了这场运动的初衷。当1919年5月4日那些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挥舞旗帜，高呼还我青岛的口号时，这些天真而热烈的心灵并未想过自己是在为某个政治集团卖命，他们只是单纯地想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觉醒的国民，改变这个国家备受欺凌、不公不义现状的热望。如果说研究系的《晨报》报道引燃了他们的怒火，那也只能视之为一个信息来源的有意误导，却不能归咎到读报人的头上。暗藏在这场运动背后的那些政治阴谋斗争，并非是它们造就了这场运动，恰恰相反，是它们企图利用这场运动来为自己牟取政治资本和利益。
这一点，对那些最危险的反对者来说，也不例外。严令禁止湖北学生运动的王占元就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而采取严厉手段。他是与皖系安福派为敌的直系军阀，对这场将矛头直指安福派的运动本应持支持态度，就像另一位直系军阀吴佩孚一样，借机通电应援被捕学生，高调表态“必为学生保障”，以捞取顺遂舆情的政治资本。但为了防止军中山东士兵受到学生影响，造成军心不稳，他还是从维持地方秩序的角度考虑，对学生运动严行取缔。毕竟内政不稳的情势下，大张旗鼓地卷入直皖政争，确实令他措手不及。而对张作霖来说，他当时正忙于策划吞并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吉林地盘，急需借助东北的日本人势力。因此，他必须通过禁绝学生的反日运动来博取日方对自己的支持。压制学生的正义诉求，只是他政治利益的天平上一枚必要的砝码罢了。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杨念群 著，后浪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5月版。（本书重新定位了“五四”，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
饶具意味的是，这些强有力的反对者镇压五四运动的托辞之一，恰恰也是爱国。毒打学生酿成血案的山东军阀马良，在一群打手的簇拥下，站在台上向学生训话：“你们不要把做官的人都当作不爱国者。我从前也是学生，我就是一个爱国者。你们不要上政客们的当，政客们专叫你们做坏事”。政治斗争的阴谋论，以爱国为托辞，堂而皇之地从一个枪杀真正爱国者的军阀口中说出，着实令人瞠目结舌。而张作霖为自己在东北采取的严酷镇压手段拍发给北京的电文中，同样痛斥“学生于京畿敢于白昼肆意者，必为一二野心家政争之工具也。彼等时常籍口外交，强迫政府之所不能。另一面则与乱党勾结以扰乱天下，与俄国激进派初无二致”——阴谋论再次成为镇压的正当理由，张作霖也借此将自己打造成真正的爱国者，将亡国罪责扣到自自诩“爱国者”的学生头上：“如此，诚恐爱国者之为数愈众，亡国之祸亦愈速”。
那么，对于这些反对者来说，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1921年12月5日，在一次采访中，张作霖罕见地对一位美国教授袒露出自己的心声。尽管他吩咐翻译不要将他说的所有话都译给对方，但记录却保留下来。在采访中，张作霖提起北京刚刚过去的银行挤兑金融风潮，他声称是自己从奉天省款项中筹拨三百万进行接济，才让国家银行未致倒闭。言下之意，自己是平息这场风潮的大救星。然而，他忽然话锋一转，将这次风潮指为“完全是洋人乘隙捣鬼”。他讥讽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就频繁发起罢课示威的学生，“学生们好闹，讲什么运动。这样于国家利害大有关系的事情，他们怎么不闹了，怎么不运动了？”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拼力争取的国家主权，不过是他们好闹生出的无端是非，唯有银行里的真金白银才是国家利益所在，更遑论这次慷慨接济是笔回报丰厚的政治投资，让他进一步获得了问鼎总统宝座的权力和名望——对他而言，国家的意义，就是金钱加权力。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 著，刘京建 译，丘为君 校订，三辉图书 | 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版。
终结即开始
1933年5月7日，中午12点45分，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在确定那个“长方脸、鼻端高翘、两颊瘦削，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颏底还有一撮长毛”的中年男子就是目标后，三颗子弹接连射出，准确无误地穿过目标的胸膛。艰难的喘息只坚持了两个小时就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而此时，开枪男子早已驱车潜赴在秘密据点，向他的上级报告这次暗杀任务顺利完成。
死者名叫张敬尧。对奉命射杀他的23岁军统特工白世维来说，此人罪有应得。早在半年前，张就投靠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被秘密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作为日军在北平拉拢汉奸、发动政变的内部策应。但翻看他过往生平，就会发现这名汉奸更是死有余辜。他在湖南督军任上的斑斑劣迹，直到多年后湘人提起仍然切齿痛恨。其搜刮民财、纵兵扰民，以至于被当地百姓称为“张毒”。在他当权的1919年一年间，发生的兵丁抢劫商铺、强奸妇女的事件就不下60起。
这般恶徒自然也视五四运动为寇仇，为了压制民众借五四运动的反抗力量，他有计划地让湖南的舆论批评纷纷噤声。他先后查封了长沙《大公报》和《湘江评论》，派人暗杀孙文派赴长沙宣传国权运动的革命党分子，出兵当众殴打组织抵制日货行动的青年学生。尽管恶事做尽，但因为他一直紧紧攀附皖系军阀段祺瑞，积极主动向北京掌握实权的安福系谄媚献好，所以湖南人在五四风潮中发起的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对他也莫可奈何。直到1920年，手握军权的谭延闿才以武力将其赶下台，但张敬尧在湘恶政的余毒，数年后仍流弊地方。
从五四运动到其被刺身死，张敬尧以其贯彻始终的恶名似乎坐实了一个观点，五四运动是一把善恶标尺，它的反对者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但当我们拿着这把标尺与历史进行验证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尽然如此。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出一系列反例：五四运动中的总统徐世昌，尽管下令严惩学生，并且刻意暗示和会专使可以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在时人看来，这种行为与卖国只有一步之遥。但在抗战时，身陷沦陷区的徐世昌，面对日方的威逼利诱，却始终坚拒不出。在他缠绵病榻之际，一位访客在谈话中询问他对抗战的前途，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他未做回答，只是用手指着墙上悬挂的“晚晴簃”横幅，微微点头，“意盖以‘晚晴’二字象征吾神圣抗战之最后胜利”。对学生不惮临以刀兵的安福派幕后操控人段祺瑞，在五四运动时期，可谓众矢猬集，诸恶于身，直到三十年后，在一本纪念五四运动的小册子《迎接新的战斗》中，仍将其指为卖国贼的总导演，在他去世前一年接受《申报》采访时，慨然表示“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被学生指为卖国罪魁，火烧其宅的曹汝霖，在抗战期间，一面婉拒日方拉拢，一面则利用与日方关系，营救无辜陷敌的民众和重庆地下特工，保全了自己的晚节。
但这些反例并不意味着要给这些人在五四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翻案辩护。历史中的每一桩善行和恶行或许可以在盖棺定论时相抵，但却不能相掩。五四的意义正在于，它以具体的言论和行动，明晰而透彻地定义了一位合格国民的标准。即使是那些在当时反对、诋毁甚至压制这一运动的人，也不得不在日后接受这场运动所订立标准的审判。
因此，以此标准为界，五四既是终结，也是开始。每个亲历者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后，都会以这个新的标准来重新测量自己的人生：我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国民？我是否能承担起国家的责任？我是否能从过去浑浑噩噩的迷梦中觉醒，去面对真实的自我，去反思过去的善行与恶行，去塑造一个配得上自觉国民的未来？
而这一切，都发端于一群热情激昂、充满个性的青年脚踏实地的实践，他们在激情与挫败中找寻个人的价值，在捍卫利权的行动发现国家的意义，在运动之后的反思中获得自我的觉醒。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被“我是国民一分子”的自觉联系在一起，以此呼唤觉醒的国民共同担负起变革这个国家的责任。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美]周策纵 著，陈永明 / 张静 译，后浪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3月版。（本书呈现了完整的五四运动图景，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爱国运动，剖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承诺。因为理想有可能化为幻梦，而承诺则意味着必将被实现。这承诺中蕴含着为未来而奋斗的创造力。一百年前，那些青年们发起的那场运动震铄古今的影响力，已经证明了这种力量的强大。尽管它在发生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它竟有如此伟力，竟会重新塑造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但这就是历史的奇迹——一个人唯有提出超越自己难以实现的目标并为之奋斗时，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意志和力量，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
作者 李夏恩
编辑 徐学勤 宫照华 安也 校对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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